聆听中国需求，创新驱动变革

2014 年 4 月，比利时人林泰慷履任百时美施贵宝（中国）总裁一职。拥有根特大学的临床医学博士头衔和工商管理硕士的他最为显著的职业标签分别是「新兴市场」和「市场准入」。前者无疑是林泰慷职业生涯的写照，他曾在优时比、辉瑞担任过高管，6 年前加入 BMS。工作的地点则多定位于东欧、亚洲、中东和非洲等新兴市场。而后者则是在他在中国继续推动 BMS 业务高速前行的重要抓手。

林泰慷向丁香园介绍说，2007 年，BMS 宣布，公司将从传统制药企业向下一代生物制药企业转型的重大战略。在这一战略的引导下，公司产品线将更加专注于研发并提供创新药物，帮助患者战胜包括肿瘤、心血管疾病、病毒性肝炎、遗传性疾病等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疾病。

近十年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这一超前战略正在逐渐获得成功。目前，在 BMS 中国的产品线上，有望呈现出老牌药物与新兴生物制剂两翼齐飞的盛景，不但博路定等药物依旧在源源不断地贡献着业绩，而且预计以免疫肿瘤和丙肝药物为代表的创新产品，也将成为整个公司引领行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产品线的领先与丰富，为林泰慷制定 BMS 的中国发展战略提供了更多纵横捭阖的空间。作为中国区的总裁，他现在念兹在兹的是，如何能够更好地把 BMS 全球的发展战略与中国本土的战略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中国市场中未被满足的巨大临床需求。

据《2015 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披露的数据，2011 年我国新增癌症病例约 337 万例，比 2010 年增加 28 万例。这相当于每分钟就有 6 个人诊断出癌症。具体而言，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居榜首，肝癌紧随其后。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大幅延长肿瘤患者生命，确保带瘤存活的生活质量达到可能的最佳程度这一治疗目标，目前的手术、放疗、化疗乃至靶向治疗仍然未能令人满意，亟需新型治疗药物以弥合其间的鸿沟。

这其中，肿瘤免疫疗法，尤其是以调节T细胞功能为代表的免疫肿瘤 I-O（Immuno-Oncology）治疗或许能够扮演力挽狂澜的「关键先生」。在推动 I-O 治疗从梦想走进现实的进程中，BMS 的努力可谓功不可没，这也使得 BMS 成为免疫肿瘤治疗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先者。

目前，BMS 已经拥有数种已获批上市的免疫肿瘤治疗药物，包括全球第一款免疫肿瘤治疗药物 ipilimumab（抗 CTLA-4 单抗）和全球首个上市的 PD-1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nivolumab。2015 年，BMS 乘胜追击，首次推出两个免疫肿瘤药物双药联合疗法，即 Ipilimumab + nivolumab 共同用于黑色素瘤治疗。

Nivolumab 尤其值得大书特书。2015 年 3 月，FDA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批准 nivolumab 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创最短审批记录。截止今天，FDA 已批准 nivolumab 治疗黑色素瘤、肺癌和肾癌等 6 个适应证，并收获 6 个突破性药物资格，且已在包括美国、日本、欧盟在内的 54 个市场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除肿瘤之外，传染性肝炎也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林泰慷介绍说，后者同样是 BMS 在中国将要重点投入的领域之一，特别是常常为人所忽视的丙肝。相对乙肝，前者起病更加隐匿，危害更为严重。在中国，罹患丙肝的患者群体多达 1000 万，其中约 250 万亟需得到疗效更好，耐受性更强的创新治疗。

近年来，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大幅提高了病毒应答率和治愈率。这其中，BMS 的丙肝联合治疗方案 Daclatasvir （盐酸达拉他韦片）和 Asunaprevir （阿舒瑞韦软胶囊）于 2014 年在日本获批，用于治疗基因 1 型丙肝患者，目前已使 5 万多名患者获益。Daclatasvir 与其它药物组成的联合治疗方案也于同年获得欧盟委员会批准，用于基因 1、2、3 和 4 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治疗。另据悉，Daclatasvir 和 Asunaprevir 联合治疗方案作为中国首个全口服直接抗丙肝病毒药物的3期临床研究，也于 2015 年成功完成，目前正处于上市审批进程当中。

BMS 的创新药物在临床试验阶段取得优异表现之后，如何令其尽早造福中国患者，是目前林泰慷的工作重心。深谙新兴市场药物准入规则的他认为，在当前中国的政策环境下，仅仅依靠成熟的老产品来推动业绩增长，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只有尽快引进和研发创新药物，真正满足中国患者的医疗需求，方才是长远的制胜之道。

对于中国的新药审批，尽管业界有不少烦言，但在林泰慷看来，过去的一两年间，这方面实际上一直在向好发展。2015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的 44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这意味着以创新、质量和新药审批流程改革为方向的新常态正在形成。

在以往，跨国药企的创新药物则因审批问题普遍滞后于其他市场。如今，「随着中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新药审评审批速度的加快，我们非常希望这些创新的药物，能在中国和全球同步上市。在美国、欧洲其他市场已经有的药物，也希望在中国同时获得批准。」林泰慷表示。

为此，BMS 的很多药物在研发早期，都会考虑到中国患者相对集中的适应证。中国区与总部研发部门之间不仅有非常密切的沟通，而且还能够充分利用利用总部在全球的研发项目和资源。例如，BMS 在中国开展有 7 项针对 I-O 领域的临床试验，其中有两项是中国患者参与到 BMS 的全球临床试验当中。

林泰慷还特别指出，在未来，公司有计划进一步扩大中国患者参与全球试验的规模，并将对在中国高发的某些癌症类型持续重点关注。这一举措一旦实现，对中国患者非常有意义，这样会缩短获得新药在华上市的时间，他们将有机会和欧美患者那样，同期获得最新上市的药物。

对于上市后药物的可及性及定价问题，林泰慷并未讳言，他强调，如果 BMS 投入巨资研发得到的产品，如果患者用不起，那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在被问及 BMS 是否愿意参与中国的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时，他表示，BMS 对此持开放态度，如果有机会获邀，BMS 将会参与其中，并希望能够实现患者、药物支付方及制药企业的三赢。

从创新药物的研发生产到患者的最终康复这一链条中，医生扮演了枢纽和桥梁的作用。不过，林泰慷认为，并非所有的医生都适合这一角色。他认为，对于药企而言，在向医生传递医学信息时，同样需要针对不同的目标「听众」传递不同的信息。

由于生物制剂的特性使然，这类药物的适用人群更加细分，更有选择性，其给药方式相较以往也要复杂很多，因此临床医生在施用时，要具备相当深刻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

以免疫肿瘤药物为例，林泰慷认为，医生的专业能力和临床经验及其所在医院的基础设施，是开展免疫肿瘤治疗的两个限制性条件。只有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病人才能得到最大的益处。因此，对于不同的医生，BMS 在与之沟通时，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式，传递不同的内容，最终的目的是确保 BMS 药物能够得到恰当的使用。

林泰慷透露，BMS 对数字化渠道及工具的使用愈加重视，投入也日益增多。这些手段的应用，可以让医生在繁忙工作之余，选择合适的时间来接受对其最有帮助的药物信息。这种情况下，不论三甲医院的资深医生，抑或基层医院的年轻大夫都可能带着自身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想要解答的问题来与BMS发生互动。这样做更有利于相应的信息准确地抵达不同的目标「听众」。

在渠道选择方面，BMS 对第三方社交媒体平台更为倚重，并愿意借助这些渠道为医生提供疾病及其治疗的最新信息。当然，在利用数字化渠道和工具向医生传递内容时，一定要做到绝对合规。

除了尽快引入创新药物帮助患者之外，林泰慷指出，向患者传递正确的信息同样也是「以患者为中心」的应有之义。事实上，患者对没有偏倚的最新可靠信息有着极大的需求。由于法律法规的限制，制药企业不能直接与患者接触，这一红线不容越过，但医生可以帮助我们把关爱患者工作做的更好，因此在这一模式中，医生可谓是「以患者为中心」的中心，有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有鉴于此，林泰慷表示，BMS 非常愿意与第三方专业社交网络平台尝试开展多样化的的合作，最终实现与目标「听众」的有效沟通。

市场潜力巨大，又瞬息万变，而因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唯有创新。最后，林泰慷表示，BMS 将在深入体察中国患者需求的基础之上，整合产品组合、加速研发和引入创新药物力度，与此同时，公司还会采用包括数字化方式在内的创新渠道和手段，同中国医生一道，令这些药物更好更快地造福中国患者。

设计：李栋
责任编辑：黄杰